數據分析與數位轉型學群分享會：畢南怡老師「It takes two to tango: Availability management across different social relationships」

院行政辦公室

撰文者／資訊管理研究所博士生楊仁瀚

臺大管理學院於 202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舉辦「2022 跨領域系列 — 數據分析與數位轉型學群演講」，此次邀請本院資管系畢南怡老師擔任主講人，畢老師研究領域為電腦支援協同工作（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跨文化傳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主要從社會科學的角度探索科技與人類互助共生的關係。在此演講中，畢老師所帶來的演講主題「It takes two to tango: Availability management across different social relationships」包含三個研究議題來與學者們共同探討。

在這些議題中環繞著可得性管理（availability management）的概念，此概念主要說明我們有技巧地去操縱我們自己的在線狀態，可得性管理的例子發生在我們的生活周遭，例如 MSN 上可調整所要顯示的在線狀態（如：在線、離線、忙碌等）、或是 Facebook 上大頭貼旁邊所顯示的綠色點點來代表目前上線中，抑或是教授研究室門上的工作崗位狀態牌。可得性資訊在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互動以及合作的環節中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其又可以分成兩個面向來進行探討，分別從資訊的蒐集者與被蒐集者的角度來看。覺知確認（awareness check, AC）的概念就是從資訊蒐集者的角度出發，去蒐集與了解他人線上與線下的狀態; 另一方面則是資訊的被蒐集者，要如何管理自己的線上與線下狀態，讓自身想見的人可以得到此資訊，而不想見的人無法得知，以下研究分別針對這兩個概念進行探討。

研究一：AWARENESS CHECK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覺知確認主要目的在於提高對目前環境的認知程度，此概念源於軍事領域在進行系統與工具操作時，需要對環境有全盤的認知才能做出相應的決策。後來也體現於共享工作空間中，當我們在了解周遭他人的狀態時，他人其實會有所察覺並反映在行為上，例如當您處於不想與他人溝通時，就會表現出忙碌的狀態，不讓他人打擾。在此研究中主要以線上的環境中去探討覺知確認的影響因子，所考慮的影響因子包含可見性（visibility）與任務的急迫性（task urgency）。基於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所提出的劇場理論，人在與他人進行互動的過程中，通常希望能得到他人的認可。假設在進行覺知確認的過程會被察覺到，這時為了營造自身的好印象，資訊的蒐集者就會減少覺知確認的動作，即為研究中假設一、可見性會降低覺知確認的頻率。另外，為了能因應任務的急迫性，儘管會被他人討厭，仍會對任務參與人員進行覺知確認，亦即研究中假設二、任務急迫性會增加覺知確認的頻率。

在此實驗中主要藉由合作任務與個人任務來進行，兩個研究假設在結果中都被支持，這意味著可見性會降低覺知確認的頻率以及任務急迫性會增加覺知確認的頻率。由於在此研究中的受測者皆為美國人，為了考量不同文化在這之中所造成的差異，這些議題在研究二中進一步被探討。

研究二：AWARENESS CHECKS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在過往的文獻中，會將不同的文化分為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兩種，個人主義主要優先注重自身的感受，其次才為他人，也因此在任務的進行中，會優先考慮自身的完成度，這種主義體現在美國、德國等。相較之下，集體主義會藉由與他人的關係來定義自己，為了維持人與人之間的良好關係，就會犧牲自身的工作表現，典型的國家有中國、日本等。為了探討不同文化的差異對於結果的影響，在研究議題二中包含以下假設，假設一、美國人比中國人更頻繁地進行覺知確認; 假設二、中國人在與美國人互動時會比對中國人更頻繁地進行覺知確認; 假設三、美國人在與中國人互動時會比對美國人更少地進行覺知確認; 假設四、在面對不同文化的合作者，覺知確認的調整對中國人來說會比較大。實驗結果僅無法支持假設三（亦即美國人在與中國人互動時會比對美國人更少地進行覺知確認），其餘假設皆成立。無法支持假設三之論點可歸因於美國人不論與任何文化的人合作較注重自身的工作表現。

在此實驗中，每對受測者皆不認識彼此，但在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對於不同的關係者，我們會如何管理可用性資訊即在第三個研究中被探討。

研究三：BUTLER LIES ACROSS RELATIONSHIPS

在探討不同關係中可用性管理的議題，也衍生出管家式謊言（butler lies）概念。管家式謊言主要發生在人們為了推掉不必要的社交活動，進而以委婉的方式拒絕，此概念的核心在於拒絕他人的同時不僅顧及自己，也為對方著想。因此，在第三個研究中探討不同類型的社會關係如何影響可用性管理的實踐和管家謊言的使用，研究中有兩個假設分別為，假設一、對技術和社會關係的隱私感知水平（perceived level of privacy）與可用性管理和管家謊言的使用呈正相關; 假設二、個人的維護面子的意圖與可用性管理和管家謊言呈正相關。

從研究結果證實人們管理可用性和使用管家謊言在不同的關係中是不同的。在管理可用性方面，經常會對密友或一群不熟識的人使用，但對一群密友時則不太使用。在管家式謊言方面，我們經常會對密友、一群密友以及一群不熟識的人使用，對於另一半關係而言，則較少使用。另外，也證實此研究之假設一與假設二。然而，此研究仍存在某些限制，例如此研究只進行一次問卷調查，未進行實驗操作，僅能證實不同關係之差異，無法推論其中所存在的因果關係。另外，此研究未考慮個人對他人相處模式之差異，此問題可進一步以質性研究方法來探討，了解受測者的感受。

結論與反饋

此研究一、二驗證出意識檢查受可見度、任務緊迫性和個人文化背景等因素影響。在研究三中發現使用管家謊言來管理一個人的可用性可能是一種關係敏感的策略：對重要的人來說使用次數最少，對熟人來說則最多。在弱關聯的關係中，管理可用性時，我們會使用更多的欺騙性策略（如：管家式謊言）。

在演講後，多位參與的老師們分別針對當中的研究議題給予不同的思考層面作為後續研究探討方向與延伸議題的討論。例如針對研究一、二的結果，能在個人或企業的合作關係中帶來什麼啟發？以及同文化與不同文化的合作關係又能如何因應？另外，在未來研究中甚至能進一步考慮具有階層性的互動關係，來探討結果的變化。最後，考量多平台的環境中，可用性管理和管家謊言變得更加困難，在議題三中將可納入互動者間關聯的平台數進行考量。對此，畢老師也感謝老師們在研究上的指教。